本报记者从多重核心渠道了解到，华为公司已于去年处罚决定书发出前后，率先与高通公司签订了新的协议。
另几家同样在国际市场上出货量较大的企业负责人则对本报记者说，虽然一直在就新的合同谈判，但目前还没有谈成的消息。他们认为，已经达成协议的企业，可能出货量和芯片需求较大，导致尽快谈成的意愿强烈;也可能提前基于对处罚决定的大致信息判断，认为在那个窗口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由于此类谈判的保密性质，这些同行也无法获知高通与华为在具体谈判中，双方如何重新对华为拥有的专利包定价。
但负责通信领域专利代理工作的专利代理人常利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不论如何，由于高通这样的平台对小米这类企业的价值在减少，华为应该可以要到一个更高的折扣。
从策略上说，取消了强制免费反向授权的中兴、华为、联想等公司，在重新与高通达成协定之后，既可以选择不将自己的专利授权给高通，而与其它的企业谈判并收取相应的专利费;也可以选择与高通谈成新的、合理价格交叉许可，以免除一家一家去收费的麻烦。
吴鹏对本报记者评论说，中国公司现在已经拥有不少专利储备，比如华为公司在4G的专利非常多。取消了强制免费反向授权后，它将来交的专利费可能远远低于收的专利费。
对于中国龙头企业华为来说，除了已与高通签妥协议外，《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还从核心渠道了解到，基于欧洲市场基本饱和，该公司已于去年底调整战略，决心重新开辟之前被迫退出的美国市场。
发改委密切跟进高通整改
相比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另一个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面对的状况则要复杂尴尬得多。
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行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顶点。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调查的状况来看，发给高通的罚单，更像是大佬们重划势力范围的游戏。大量缺少核心技术积累的中小企业，依然在未来，不可避免地深陷“红海”，面临生死考验。
这里指的“中小企业”，其实都是高通产业链中有一定出货量和影响力的企业。单纯看数字，规模已经不小。因为，对于一些以仿制为主的白牌手机，由于本身规模较小，如果高通向这些企业提起诉讼，成本将远远高于能收到的费率。有些企业的总人数可能仅几十人，由于连找政府办理入网许可证的预算都没有，一直处于监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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