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对于这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未来可能必须要向高通之外的华为、中兴、三星等更多的专利权人缴纳许可费。如果与高通重新谈判降下来的费用，远远低于高速增长的专利诉讼费用和交易成本，一些积累过少的企业可能被洗牌。
但一位拥有较多专利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该企业并不一定会向其他企业发起更多的诉讼。“我们的风格不太激进，总体是防御。诉讼策略取决于企业总体的战略选择。”他说。
激进的诉讼案例中，最为典型的是苹果对安卓阵营手机厂商们发起的诉讼。2011年10月，乔布斯去世以后，苹果在7个国家对三星和摩托罗拉等发起了数十起诉讼。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访问教授孙远钊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如果选择激进的专利诉讼运营方式，往往由于企业处于利润大幅减少的下行期，或者由于为了压制对手过快的份额增长。苹果与谷歌在操作系统领域竞争激烈，但苹果无法直接起诉没有实体产品的谷歌，就只能抓住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大户。那段密集起诉的日子，也是苹果未能推出新品、较为低迷的时期。
一位知识产权部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比如过去，中兴、华为虽然在海外多次就知识产权领域对簿公堂，但在国内，这一情况极少发生。“很多层级很高的政府领导会来劝和。”他说。
但他同时认为，随着中兴、华为的诉讼开始慢慢出现在国内，政府逐渐开始看淡这种状况，未来此类诉讼有可能大幅增加。
华为副总裁宋柳平也在4月末的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华为绝大多数的专利运营收益都在海外，在国内的收益极少。但他也提出了国内专利诉讼的收益与成本不匹配，大环境还有待提高。
通信领域资深专利代理人常利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没有意识到专利风险，或者心存侥幸，也可能选择不向这些新的专利权利人缴费，这样总体费用甚至可能会比过去高通时代减少或与之持平。“当然，如果后来的专利权利人拥有更强议价能力，费用增加也有可能。”常利强说，他预计，未来如果手机企业想要进入正常流通市场，大致得要交纳出厂价的10%作为专利成本，如果还想要出口，这个比例就会上升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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