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在当前动辄“五模十频”手机的主流市场趋势下，LTE三模手机本身的市场规模已经很小，大多销往偏远农村或欠发达地区。
上述了解沟通进展的发改委专家称，在新时期，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政府既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和高通谈判砍价，也不可能代替企业去竞争。而且，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该交的许可费必须得交。
这对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逐步调整心态的过程。
数位亲历者对本报记者描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CDMA最初进入中国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没有什么专利储备，甚至也没有几个人懂专利。当时，是中国联通代表中国企业来统一谈许可费率。后来，又曾由TD联盟负责统一组织企业来谈LTE许可费率。
利好华为，已与高通签署新协议
在下游产业链企业中，由于中国的复杂生态环境，出现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面临完全不同谈判形势的分化：大企业的谈判重点在于交叉许可，中小企业则面临全面冲击的挑战。
“现在的状况，就是一滩浑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博弈，才能逐渐明朗。”一位曾深度参与调查的律师对本报记者总结道。
总体来说，由于此类谈判，涉及一家公司核心商业秘密，因此，能够参与谈判的必定是既熟悉业务，又有较高层级的少量核心人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高通一般更倾向于与出货量大，影响力大，谈判条款更复杂的大企业先签订协议。
对于手中没有太多专利储备的小企业，由于不涉及交叉授权的复杂谈判，也可以在大企业与高通敲定费率标准之后，紧随脚步，将自家许可费率谈到一个更有利的水平。
所有前述的复杂因素，都导致重新谈判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达成速度取决于谈判双方迫切程度，或者整体的战略。又由于所有谈判都是一对一的闭门谈判，信息也非常不顺畅。其中一位谈判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以往，对于高通这样大部分时候是上门收钱，但又不提供什么服务的谈判，大家积极性比较低，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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