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切。”
对话进行地飞快，决定要在须臾之间做出。
作为女儿，杨洋明白父亲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有多强烈，但也明白父亲的底线在哪里。
手术前，杨洋和父亲有过一次半正式的谈话，谈起父亲的一个病友的造瘘手术，在腹部再造一个人造肛门，用袋子兜住排泄物，定期更换。父亲当时很坚决地说，他绝对不能接受，如果让他挂上那样一个袋子，他宁可去死。
杨洋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不切了。”
主刀医生说好，那肝就不做了，只把结肠上的肿瘤切掉。
“如果无法选择积极治疗时，确定病人所能接受的底线，确定病人不想要什么，更为重要。”刘巍说。
刘巍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每次给出自己的意见前，刘巍总是会问：您最害怕什么？您希望治疗给你什么效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您愿意承受什么？不能放弃什么？如果您的愿望，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有没有次优的选择？
哈佛医学院的的教授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到，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籍。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是，才具有合理性。
阿图的同事苏珊?布洛克，哈佛医学院的姑息护理专家，在父亲脊髓肿瘤手术前，跟他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什么？
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教授的回答让女儿大吃一惊：“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足球直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这个谈话至关重要，因为术后，他的脊髓出血，危在旦夕，摆在女儿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就此放手，让父亲离去；再进行一次手术，但他可能会永久残废。
苏珊问主刀医生，如果父亲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淋，看足球直播。得到肯定答复后，苏珊请主刀医生再进行一次手术，“感谢那次谈话，我不需要做什么选择，他已经做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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