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这一系列讨论由医生们发起。
唐丽丽经常被病人问到，那我就等死吗？
作为心理学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唐丽丽有一套自己的话术：
“医生不治疗也是一种治疗，并不是放弃了你，不治疗是给机体一个恢复的过程，让他调动自己的潜力去康复。”
“有时候，如果我们对于生命的长度无能为力，至少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唐丽丽会鼓励病人花更多的时间家人呆在一起，而不要奔波在医院和家的途中，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家人做一顿饭，出去看一次音乐会。
如果疼痛，也不要忍着，寻求医生的帮助。“当生命品质发生无可逆转的退化时，这个社会仍然能够给予临终者免于痛苦和恐惧的可能性，临终关怀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给他的成员提供的最好的保障。”
杨洋选择和母亲一起和父亲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
父亲在知道病情之后问了一句：“那我最后什么样？”还没等女儿没回答，自己又接了一句：“肝硬化。”
这句话让杨洋难过了许久。
杨洋说，爸，如果你真的想做介入治疗，我来出这个钱。但你还有一个选择，把这笔钱拿出来，我们一家仨出去玩一趟。我怕你做介入之后，我们没机会了。
虽然不断升高的肿瘤标志物提示了癌症的恶化速度，但父亲的身体素质仍然不错，一家人决定去云南，24年前，杨洋9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去过一趟云南。
24年后，父亲仍然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主心骨，到大理后，父亲开着租好的车，沿着洱海公路一路开向双廊古镇。
杨洋记得那天天还没亮，天上的星星在闪呀闪，路不怎么好，但父亲的车仍然开得很稳。在古城的夜晚，父亲指着猎户座中部的三颗亮星说，他一直认为那是一家三口人。
这是成年之后杨洋和父母第一次出行，也是最后一次。回家后不久，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出不了远门。
最后的最后，杨洋没有进行任何的有创抢救，连输液都撤了。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父亲跟女儿说，他并不害怕，也没有遗憾，他的非洲鼓二胡音响都不需要带，打墓的时候把底下打得平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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