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去发展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你在德国留学，怎么去了美国？
杜：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中学在台湾念师大附中，因“外务”太多、逃学也多，而被退学。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也因为这样，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让我自己去闯世界。
德国念完书之后，我决定到美国发展。说来有意思的是，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我一贯的作风是，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并且做好。当时的环境是，找房地产销售工作比较容易并且能挣钱，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师则困难一些。
问：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
杜：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我说：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但成本只有200美元，实在是很赚钱！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这么好挣钱，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我们合作，他设计主机板，我来销售？我认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
问：于是你们就干了？
杜：对，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没有看错他（笑）。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
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但我们很大胆，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两年之后，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
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赚，惬意到老。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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