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端午现在是一个很欢乐的节日，赛龙舟，吃粽子，花样繁多，但溯其缘起，却始于忧惧。农历五月，正值年中，时节更替，寒气渐尽，热气饱和，古人认为这是一个阴阳争锋、生死攸关的关键月份，是个卫生防疫月，《礼记·月令》“仲夏之月”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五月被视为“恶月”，在这个月份出生自然不吉利。王充《论衡·四讳》中言：“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而举之，父母祸死。”相传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便被父亲所弃。
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有很多说法，至今没有定论。但它本是一个“顺应天时”的节日无疑。总之，关于五月的诸多活动渐渐都汇聚到五月五日，专重五日，遂成端午节，而魏晋南北朝时，屈原这个人物和相关故事逐渐附着其上，端午原本驱邪避毒的意义渐被遮蔽，反而被赋予的屈原主题占据上风，久而久之，成了一种大众的“常识”。
并非没有质疑，宋人项安世说：“俗言端午为屈原，七夕为女牛，皆附会之说也，大率人情，每两月必一聚会，而阳月必用，阳日必重之，故古人因情而立教，示尊阳也。是故正月则用一日，三月则用重三，五月则用重五。”认为古人是因人情立节，虽然此说也有穿凿附会之处，但还是比屈原之说靠谱许多。屈原究竟是否端午投江，其实史无明据。胡适说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有太多文学、伦理、民俗的意义附加上来：“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不过，与其说这是一种谎言，不如说是一种凝聚了社会共识和文化传承的结果，除了纪念屈原，古时还流传过端午纪念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的传说，但很显然，千载以降，在这场优胜劣汰的文化选择中，屈原一骑绝尘，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了端午节当仁不让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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