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困扰，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与相应版权法规制定滞后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直到2001年，我国才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第一次以法律方式确立“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民事权利。而这次修订并不彻底，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留下了一个“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尾巴。直到2006年7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才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方式。又过了7年，国务院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修改，加大了版权保护力度。而此时，互联网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拓荒者开辟了原野，治安官却姗姗来迟。这就在飞速向前的网络列车上留下了不法者钻空子的巨大空间。比如，一些微信公号把别人的原创文章稍加改造，就规避了“原创保护”的设置；把纸媒的作品进行二次加工，音频化或者视频化，就躲开了“抄袭”的指责。广告铺天盖地的内容聚合类新媒体，到底是“新闻的搬运工”还是“媒体的行窃者”？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扫地时的灰尘“旋扫旋生”。
怎样以制度呵护内容生产，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内容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从现实情况看，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并不少，但重要的是，当网络突破了传统介质的边界，这些规则如何更好地渗透与落实到新媒体领域。当前，直接侵权行为已经比较好处理，但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搜索链接、视频分享、APP、网盘等方式传播盗版作品，只提供技术服务、不直接提供内容，这种情况下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而当云计算、P2P、网络聚合、文字转码、网络电视、快速建站等新技术被违法用于网络盗版时，原始版权方以及被授权网站更难以有效控制版权内容的传播。
困难永远都不是不作为的理由。在版权保护方面，我国现在实行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相结合的双重保护，这有利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权利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行政和司法部门作为规则的“裁判”，不能总是处于“补课”“救火”的状态，而应该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定的预见性，唯有不断创新和完善规则、提高监管效率，知识产权制度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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