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似的是，同城的华为，最初寓意也是“中华有为”；而国企管理者董明珠总是最热衷强调格力的技术……笔者最想说的是，在一个贩卖情怀的年代，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真情怀。
侯为贵们的三次艰难再造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这个群体像下，我们再来看侯为贵个人：作为一位解放后就学习电子的老技术人，作为文革中的“老三届”，作为钱学森鼓励创办的半导体企业691厂的老师、技术科长，80年代初公派访美的先行者，作为1985年44岁时才有机会创业的工程师，作为到1993年51岁才有机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摸索改造企业的企业家，侯为贵30年的中兴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3个艰难再造：
第一，完成个人再造，从一个普通教师、工程师，成为创业者、掌舵者，历程不仅30年，还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第二，完成企业的技术再造，抱有技术情怀，却只能从贸工技起步积累资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技术路线不断向上，最终重回技术梦想，不断升级，这背后有近30年创新坚守；最后，从体制内的一个军工三产国企，到中国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再到一家管理层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在大陆、香港两地上市公司，接受香港联交所的审慎管理，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艰难探索，也超过20年。正如侯为贵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不再负责公司决策，有事要公司按章程办，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决定。
以技术再造为例，按钱学森时代的航天部意向，1985年中兴来深圳创办的是半导体企业——一个无比烧钱的行当，由于没有资金，只能先切入电子代工；而后，很务实地进行了转轨；但是又没有走贸工技路线，而是坚持技术路线进入了电信设备业，直到成为全球电信的领导厂商之一。在30年后的2015年，中兴半导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望成为中国第三大芯片设计厂商。30年后的中兴，在全球的PCT发明专利榜上三年来都在前三；在4G甚至5G上，都有很强的标准制定权。依据汤森路透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统计预测，2015年华为将会跻身全球前30名，中兴也在60名-70名之间；近4万人的工程师队伍在国内仅少于华为，研发强度更是高于10%，在2012年中兴遭遇大幅亏损的艰难时局下侯为贵也没同意裁撤技术人员和投入力度——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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