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个痛苦的胖子,因为胖,我甚至不得不隐藏我性格里比较敏感忧郁的一面,因为胖子通常被大众潜意识里不由分说地认为应该嘻嘻哈哈,应该性情开朗,应该徐小平。他们对一个矫矫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够容忍的上限是严肃,再出格一点就不行了，比如忧郁。虽然他们从来不能如此准确地说出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忧郁的胖子,他们就会直觉哪里不对了,他们的这种直觉的本质是，“你是个胖子,你凭什么忧郁呢?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是个胖子了。”所以很难见到一个肥胖的并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任凭他的诗歌惨绿无比。当然胖子的痛苦永远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为病理或基因导致),因为他们胖通常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也许除了丘吉尔)。
我就是个典型,我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厌恶运动造成的,我有过十几次失败的减肥经历,我试过节食、锻炼、气功和几乎所有流行过的药物,包括在西方严禁非处方使用的芬弗拉明,我总怀疑我不如小时候开朗是因为误用芬弗拉明造成的,它减肥的药理竟然是通过使人情绪低落从而降低食欲,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研制用来减肥的,它本是用来使轻度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稳定情绪的药。我是中国落后的药检制度的严重受害者。
过了去年的五一节之后,我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只吃蔬菜、豆腐、全麦面包、鱼肉、橙汁、脱脂牛奶和善存,每天用一个小时跑10公里,也就是标准跑道的25圈。我不得不骄傲的是，我只用了58天就减掉了48斤体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几乎是一天一斤。然后我心情平静地迎接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7月。这件事过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毅力应该用来做什么,末日虽然没有来,但是新世纪来了,30岁也快来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情。
后来我一度想移民加拿大，所以一边找资料看一边到天津大学夜间开办的口语学习班上课，一个班20多个人，一个外国教师(更多的时候是外国留学生)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胡聊，除了政治。我一共上了四期这样的班，口语就差不多了，当然还是停留在比较普通的交流水平上，至少我看英文电影时还是需要看字幕，尽管在天津的四年间我看过大概600部英文电影。过了元旦，一个小朋友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去新东方教书,你应该很适合去新东方教书。我说我倒是喜欢讲课,但是一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前途呢?他说如果年薪百万左右的工作不算前途那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说我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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