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当然我的自我教育远早于退学之前),主要是借助书籍。因为家境还勉勉强强,我得以相对从容地读了几年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基于“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这样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因为书价越来越贵),我从1990年至1994年先后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实际上,和共同挣扎过的大部分朋友们比起来,我还要庆幸我至少没有赔钱。
我渐渐意识到我也许不适合经商,对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除非这同时意味着我将注定贫穷。
1994年夏天,我找了个天津中韩合资企业的工作并被派去韩国学习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1995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转到了这家天津的公司并担任了副总经理,为了避嫌我只好另谋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因为那时候我爱上了西方音乐(古典以外的所有形式),大概收有上千张英文唱片,为了听懂他们在唱些什么，我在讲传销课的同时开始学习一度深恶痛绝的英文。我在一个本地的三流私立英语学校上了三个月的基础英语课，后来因为他们巧立名目拒付曾经答应给我的奖金(我去法院起诉过，又被法院硬立名目拒绝受理)，我只好又自学了。
实在不知道困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所以1996年夏天我到天津安顿下来(那时候我很喜欢北京，但是北京房价太丧心病狂了),靠给东北的朋友发些电脑散件以及后来零星翻译一些机械设备的英文技术文章维生,因为生性懒散不觉蹉跎至今。我要感谢那本莫名其妙的预言书“诸世纪”,尽管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去年五一我看到那段著名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将从天而降......”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我认真地考虑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结果发现只有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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