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公平的执着还是对男女二分法的迷恋
事实上，奥运会是一种精英体育，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而非社会保障系统所关心的公平。参与、超越都是重要的概念，而公平，相对而言，是较为次要的考虑。可以说，所有的奥运会参赛选手，都是具有某种“天赋”的，换言之，他们都是正态分布中那些长尾，是少数，是非“正常”，而正是这种“非正常”，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景观”。甚至，选手所属的国家支持，选手本人的家庭财富，都和她们的比赛成绩息息相关。
高于常人的睾酮水平，就像异于常人的爆发力，或者身高，灵敏度，都有可能是她们能脱颖而出的原因。当其他“不公平”的指标都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只有“性别”成为严防死守的唯一堡垒，或许我们该反思的，是我们对性别问题的偏执，是对男女二分法的迷恋，而不是其他。
诚然，目前而言，在固化的男女二分法的框架下，“男性”的确要比“女性”在肌肉爆发力上有所优势：这在生物学上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两性异形”，即男性和女性有着生理上的统计性差别。然而，两性异形不是绝对，而是演化的结果，人类的两性异形在灵长类中相对较不明显，据说和人类男性抚育亲代的投入程度有关：如果我们强迫睾酮水平高的女性选手服药降到较低水平，那我们不过是人为地强化了两性异形，强化了男女比赛成绩的鸿沟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睾酮水平高的女选手，或者作为“男性”去参加男子比赛，或者要以非自然的手术或者药物治疗将自己改造成符合社会成见的“女性”，永远也不可能以她们自然获得的天赋才能为女性这个群体争得荣光，女性和男性的“两性异形”，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按照著名性别理论家朱迪·巴特勒的观点，性别规范，主体（身体）和述行性，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引用，更新和进化的关系，在奥林匹克这样的精英体育中，就更为明显：选手被自然赋予的身体，必须根据比赛设定的二元性别规范改造自己，来“召唤”出体内的那个预设的“正常的我”，表达出符合期望的染色体/性征/内分泌水平，从而得到相应的比赛资格，而这种“引用”和“进化”，也反过来哺育和强化了二元的性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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