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第一重幽默在于这几个关键词“科学成熟”，“安全有效”。
第二重幽默在于，上面说的那段话是正确的。
杨永信的集中营再残酷再灭绝人性，至少没有像南宁某戒网瘾学校一样把邓森山殴打致死，至少没有像郑州某学校一样把“前倒”和“后倒”作为惩罚方式，让17岁的“问题少女”活活把自己摔死。
与这些对学员进行肉体毁灭的“学校”相比，杨永信的电击疗法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温柔了。但是，把这种相对的“科学温柔”挂出来，当作自己的卖点招徕顾客，又是另一件非常幽默的事情。
荒诞的是，他还招到了。乃至于看到这些事的朋友先是惊讶，然后是迷茫，最后只能恶狠狠地丢下一句“他也不怕遭天谴。”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谓魔幻现实，在这片土地上真的不过如此。
4，我们要的，不过是程序正义。
同样在2009年，我赶赴山东临沂，乔装采访“电击教授”杨永信和他的网瘾治疗事业。遇到了一个试图逃跑而被抓回去的“网瘾少年”，他光脚穿着球鞋，血从腿上流下来，悄悄的对我说，“跑不掉的，这个县城的人都指望这个医院发财，家长住在外面要给他们房租，吃饭穿衣要从他们那里买，谁帮人跑掉就是不让大家发财，连警察都不管我，说我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所以没人能救我，没人。”
这是一位知乎用户在阐述有关“最美乡村女教师”郜艳敏事件时的说法，这种群体性犯罪的现象确实在中国的乡村非常常见。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政府做事相对靠谱，在外滩踩踏，上海大火等事件中迅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的话，那农村离法制，文明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知道杨永信的戒网瘾班为何还能延续至今。我也不评价杨永信给孩子们带来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我觉得此类不由分说强制暴力戒网瘾的场所，存在一个有关程序正义的问题。
如果我不违法，就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如果我出事了，那就一定会有人为我失去的负责。这是让社会中的民众有安全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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