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也认真探讨过这一议题。他说，按照普遍的看法，下好国际象棋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强迫我们承认机械化思考的可能性；二是对“思考”的概念进一步做限制。试想，如果一切我们曾经视之为“思考”标志的东西，原来都并不包含“思考”，那么，什么才是“思考”呢？
整整60年前，1956年的夏天，在美国达特茅斯举行的一次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讨论会上，约翰·麦卡锡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这一术语。当时，他与马尔温·明斯基、爱德华·费根鲍姆等10位年轻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且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计划：不仅希望通过程序使计算机能“进行棋类游戏并完成其他任务”，而且还可使“人类智能的各种特点和学习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在机器中得以实现。”他们相信机器会思考的时代即将到来，甚至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本就用不了20年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他们真是太过乐观了，正可谓“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这种“狂妄之勇”亦被视为一种“极端化的理性主义”，因为人工智能的坚定拥护者深信大脑神经元的存储行为和模式改变跟计算机的相应行为非常相似，人脑与思维的关系则如同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一旦计算机模拟了所有的神经元和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就说明大脑的“智力”和计算机的模拟“智力”不再有任何区别。
不过，多年以后他们自己也坦承，当初制定的许多研究目标确实“非常不切实际”。而且，该领域的研究总是在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之后便陷入了困境。因此，人工智能研究曾经两度经历“寒冬”，乃至出现“停滞”现象，其项目经费被大量削减，还落了个好高骛远的“名声”。
在此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一直也没有间断。较为典型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人工智能研究者所使用的认知和体验模型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那种灵活多样、充满自主性并能够稳定地勾勒出人类思维的仿真智能，永远无法通过程序系统来实现；就算是最复杂、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不能真正地“理解”自身或产生自我意识，因而也无法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内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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